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发布者：cj_chmy 发布时间：2019-12-19 10:26:54 点击数:
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交融最耀眼的舞台，它浓缩了亚欧大陆漫长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演进，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与交融。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商品互通、文化交汇、文明包容、人文交流、科技互动，沿线各国人民共同谱写了经济互利、人文互启的伟大的史诗乐章。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
古代丝绸之路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共同绘就了人类文明繁荣的壮丽篇章。古代丝绸之路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典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古代丝绸之路开创性地打通东西方大通道，首次构建起世界交通线路大网络。古代丝绸之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堪称世界道路交通史上的奇迹。大大小小、难以胜数的中外交通线路，构成古代丝绸之路的“血脉经络”，构筑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建构了古代东西方世界相互连通的交通网络，成为亚欧大陆之间最为便捷的通道。
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古代伊朗）崛起，成为横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为三大洲道路连接提供了条件。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东征，贯穿东西的交通线得以连通，由欧洲、中亚进入我国中原的交通线也畅通起来。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正式贯通了中原至西域的通道。公元73年，班超前往西域，之后甘英奉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由此打通了由西域至条支（在今伊朗一带）和安息（西亚古国，领有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并抵达波斯湾沿岸的道路。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开始出现。西汉中叶，汉武帝遣使远航，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
有人把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划分为西北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东北亚丝绸之路，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划分为东洋航线、南洋航线和西洋航线，但事实上，古代陆地和海上通道远比这些要多。众多的通道使得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东西方使节、商队、僧侣、学者、工匠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沿线国家商贸与人文交流的半径由此被大大扩展，贸易市场半径由此被大大拓宽。唐朝宰相贾耽记载了唐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之间的“安西入西域道”和“广州通海夷道”，同一时期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记载了连接阿拉伯世界与我国的“呼罗珊大道”。中外文献对丝绸之路相向而行的记载彼此呼应，表明丝绸之路不仅通衢广陌，并且是最具活力的国际贸易走廊。道路的互联互通，既是古代丝绸之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前提，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最突出的标志。
古代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生命线，通过丝绸之路，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出到沿线国家；来自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珠宝、药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等各类农作物络绎不绝进入我国。
丝绸是沿线国家商品交易中最主要的高档货物。原产于我国的丝绸，在古代西方国家十分名贵。在古希腊购丝绸、穿丝绸成为富有和地位的象征，甚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和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像等身上都穿着透明的中国丝织长袍。安敦尼执政时期，中国丝绸几经转手到了罗马，已是贵若黄金。在阿赫门王朝时期，丝绸产品和生丝是波斯与中国商人交易的大宗商品，波斯人采用萨珊传统纺织方式进行再加工，赋予中国丝绸新的活力。在中亚，索格底亚那（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精通丝绸贸易，公元4世纪时，我国长安等地集聚着不少以经营丝绸为主的索格底亚那商人。为了争夺对中国丝绸贸易之利，公元571年拜占庭联合突厥与波斯发生了一场长达20年之久的“丝绸之战”。
公元5世纪前后，我国茶叶通过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南亚、中亚、西亚，15世纪一经传入即迅速风靡整个欧洲。茶叶贸易使沿线国家的贸易收入大幅增加，带动了沿线经济的繁荣及相关行业的突飞猛进，转口贸易也随之长足发展。茶叶改变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茶叶贸易影响了中世纪欧洲的资本和经济体系。17世纪以前，中亚和欧洲人日常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器、木器和金银器。随着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西方不仅激起了一股“中国热”，而且掀起了一场日用品革命，欧洲制瓷业兴起，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交互传播，广泛而又深刻地推动了沿线国家生产进步乃至社会变革。丝绸之路是我国与沿线各国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之前，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炼铁术等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相继传入西方，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
我国古代造纸术大约从公元4世纪起传入朝鲜和日本，公元8世纪传入中亚、北非和欧洲。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中被大食俘虏的唐朝士兵不少擅长造纸，大食依靠他们在撒马尔罕开办了造纸厂，“撒马尔罕纸”以其精美适用而闻名遐迩。8世纪末，阿拔斯王朝先后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办造纸厂，大马士革一度成为欧洲用纸的主产地，造纸技术又传到埃及、摩洛哥。随着12世纪西班牙、法国出现造纸作坊，中国造纸术席卷意大利、德国、英国。
我国古代印刷术是沿丝绸之路西传的又一重要技术。早在公元7世纪我国就发明雕版印刷，在吐鲁番、敦煌等地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北宋时期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不久，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至13世纪，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将这一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登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欧洲第一家印刷厂在意大利设立，印刷技术迅速传遍整个欧洲。
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盛赞中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他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三大发明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事实上，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古代丝绸之路助推了多样性文化交流，是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重要纽带。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文明之路，丝绸之路横跨亚欧非数十国，把中华、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及希腊、罗马等各古老文明联结了起来、交融了起来。
东西方文化交流遍及音乐歌舞、天文历算、文学语言、服装服饰、生活习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民乐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通过与当地音乐形式、演奏技巧的有机融合，不仅成为沿线国家民族化、地域化的代表和标志，而且深深地镌刻在了沿线各国各民族文学、戏曲、歌舞伴奏、民间生活等各个方面。被称为“民乐之王”的琵琶，在南北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经由西域传入我国，不仅在隋唐成为九部、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而且造就了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等多个琵琶流派，以及《塞上曲》、《夕阳箫鼓》、《十面埋伏》等传世名曲，白居易、元稹、苏轼等文人墨客都留下了咏叹琵琶的流芳千古的诗词歌赋。在唐代，琵琶从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从我国传入日本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品。
曾经活跃在丝路之上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历史无法一一记录他们的名字，但仍然有不少文化使者名垂千古。公元627年，玄奘历时17年西行5万里，游历110余国，带回657部佛经，翻译经论75部，堪称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公元753年，六次东渡终获成功的鉴真，在日本弘传佛法，开创门派，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经中东远道而来，历时4年多，于1275年到达元大都。他在我国游历17年后写下《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古老中国的热烈向往。14世纪初，阿拉伯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从非洲之角摩洛哥来到我国，书写了中阿文化交流新篇章。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扬帆9万里，足迹遍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中华文明远播四海。
早在公元1世纪初，儒学已传入朝鲜，《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为朝鲜人的经典读物。5世纪以前，儒学经朝鲜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学者。隋唐时期，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文化，回国后他们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和草书，创造了日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而儒家文化随之普及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
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动，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相伴始终，丝绸之路在把多种文化、多种文明紧紧连接起来的同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丝路文化和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朽贡献。
二、古代丝绸之路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启示
虽然古代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起有伏，但通过贯穿东西方的陆海通道，最终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多元文化大交融，这是不争的事实。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史，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经济社会的繁荣是基本动因。经济繁荣是国运昌盛的缩影，是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兴盛之时大都是古代中国最强盛之时。从汉唐到宋元，从明代到清中叶，我国综合国力强盛，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
两汉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铁器与牛耕普遍使用，水利设施大量兴修；冶铁、铸铜、煮盐、纺织和漆器业兴起。官铸五铢钱的通用，为商业注入活力，使商品交换从以物易物转型为物币交换，带动了长安、洛阳、邯郸等商业性都会的兴旺。都城长安九市中以东、西二市最大，尤以东市最繁华，市内商贩云集，商铺林立，各类货物琳琅满目。
唐代经济社会空前繁荣。公元628年唐朝完成统一后，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60多项。以曲辕犁和筒车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广泛使用，促使农业蒸蒸日上，到公元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丝织业、造船业以及以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为代表的陶瓷业异常发达。柜坊和飞钱的出现，使商业贸易和资本流通更加便利。长安城繁花似锦，整座城市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
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我国成为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引领者。而古代丝绸之路聚合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产业、资源配置，成为各方利益交汇的经济走廊。历史表明，经济的进步和繁荣既是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也是丝绸之路持久兴旺的动力源泉。
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进一步强盛。历史新起点，带来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乘国家改革开放之势而上，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而为，为我国更好、更持续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开辟了崭新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沿线各国无一例外地面临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多层面宽领域国际合作的愿望和诉求，同时也不同程度面临多种问题，如资源短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这些问题制约和影响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积极应对挑战，已成为全球共识。借中国快速发展之势，实现本国发展目标，成为沿线多数国家的愿望。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改善民生的现实需求，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推动当今国际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
政府引导与主体参与有机统一是客观要求。有人认为，古代丝绸之路从未有过政府的经营，完全依赖于民间的自发。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历代政府在丝绸之路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汉政府设置大鸿胪一职，专门负责接待外国贡使和商人，同时建立了“过所”制度，对过往人员进行规范管理。北魏朝廷在洛阳设立“四夷馆”，款待外国商人和使节。唐朝政府对外商实施保护政策，下令任由外商贸易往来，“不得重加率税”。继公元714年唐朝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后，公元971年起宋朝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多处设置市舶司掌管海上贸易。元朝颁布了保护船商的“市舶则法”，制定了由国家出财资，船商进行海上贸易的“官本船”制度等。可见，历代政府设置官职、制定规则、出台政策，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制度支持；稳定边疆、建立驿站、军事戍守，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安全保障；与沿线国家和各民族讲信修睦、守望相助，为丝绸之路的发展营造出良性的外部环境。
当然，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最活跃的元素主要来自于民间，甚至民间贸易始终占据着古代丝绸之路最显著位置。往来于丝路的群体，几乎囊括了沿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包括了僧侣、学者、工匠、商队、贩客等，呈现出参与群体多元化、贸易行业多类型、贸易形式多样化的特征。
历史表明，政府支持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作用，是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基本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离不开政府引导和参与主体的有机结合、相互协调，只有使两者形成合力，才能激发出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活力。作为政府既要发挥把握方向、统筹协调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作用，同时要着力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广泛调动各类企业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各类企业要进一步顺应“一带一路”建设大势，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更好把自身发展与沿线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和平稳定是必要前提。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基于和谐的政治氛围、融洽的民族关系、安定的沿线环境，实现了东西方跨国商贸活动和跨种族文化交流。
古代丝绸之路从形成伊始，就与沿线国家政治的稳定度、彼此关系的和谐度息息相关。我国始终以和为贵、以诚相待，与沿线国家维系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政治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这一关系在中国与沿线国家人民持久友好的交往中得到体现和印证。
汉唐宋元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先后与沿线上百个国家或民族和睦相处。古罗马、波斯、大食相继兴盛一时，它们与我国相互尊重、友善交往。“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丝绸之路赢得了大发展、大繁荣。
东汉末到隋朝、晚唐到元初，中原内乱、民族分裂、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交恶、战事冲突频发，沿线安全无保障，商贸活动被冲击，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陷入萧条和萎缩。
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血腥扩张建立殖民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我国是推动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国度，但从来没有借此对外侵略扩张，更没有因为丝路之便占有他人一寸土地，因而赢得了沿线国家的信任和仰慕，丝绸之路因此成为各国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典范。葡萄牙人描述明代海上贸易时说，“如此之自由”，“除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C. R. 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第133页）这一记述无疑是最好的写照。
历史表明，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共同发展的共赢理念，是推动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也是丝绸之路的本质属性。当我国和沿线国家共有稳定安宁的良好政治氛围时，丝绸之路就会兴旺；当我国和沿线国家共享平等交往、共同发展的融洽关系时，丝绸之路就会昌盛。
当今国际社会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特点，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在越来越多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都已经处在一个命运相关的共同体当中。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安全层面，丝路沿线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各国政府需要不断加强政策沟通，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共同构建多层次沟通交流机制，共同维护好丝绸之路沿线和平与稳定，共同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开放包容是重要支撑。沿线各国人民之所以能共同创造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核心的理念就在于“开放包容”。沿线各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彼此文明形态；以包容的观念，善待各自文化差异，从而实现了商品互补、文化互鉴、文明互动。
因为开放，才有自由的经贸活动，从而使多种经济要素兼容并包、商品流通取长补短、市场交易各取所需；因为包容，才有多样性文明的交融，从而使各种文化元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众多学说思想百花齐放、流光溢彩。史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服。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这一繁荣景象即是开放包容最真切的体现。
在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我国一向推崇讲情重义、先义后利、互惠互利。唐朝政府要求各地官员对胡商“常加存问”，“接以仁恩，使其感悦”。讲诚信、重公平，始终是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贸易交往的行为规范。
有学者考证，唐朝在全国设驿站1639所，仅广州的外国客商就有12万人，与唐朝有交往的国家或部族达189个，南亚、中亚和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明朝郑和下西洋期间，沿线国家使节来华318次，平均每年15次，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到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代中国之所以有庞大的丝绸之路“朋友圈”，得益于开放，受惠于包容。
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智慧能独立支撑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不同国家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创造出引领时代的文明成果。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是国家强大、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自我封闭、盲目自大，必然导致落后。超越文明属性、制度差异、发展水平，坚持开放包容、合作交流，是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难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的繁荣发展源于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改革开放，而“一带一路”倡议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是我国敞开对外开放大门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引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建立国际合作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合作经济带，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从而构建起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文明互鉴是动力源泉。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持续的跨文明交流对话，记录也见证了沿线不同国家、众多民族的成长历程，丝绸之路成为全人类的集体记忆。
丝路沿线不同国度有各具特色的灿烂文化和文明因子，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建筑艺术，古希腊的哲学、文学和史学，两河流域的城市建筑、艺术、天文学等。宗教则是古代丝路不同文明互动交融的又一重要元素，诸多宗教在丝路沿线诞生，在丝路沿线传播，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对沿线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丝绸之路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富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思想文化纽带的连结、精神力量的支撑和多元文明的传承。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有各自内在逻辑，不同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文化的交流、交融甚至交锋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哲学思想、教化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得到充分展示、深入交流，缔造出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历史表明，多种文明汇聚而成的价值底蕴，是古代丝绸之路充满活力的动力源泉。文化的互学互鉴，是丝绸之路生生不息的精神支点，是丝绸之路魅力永恒的精髓所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只要坚持丝路精神，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三、古代丝绸之路对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古代丝绸之路深厚的历史积淀，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它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源头，而且是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基础。
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不只是人们的记忆，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继往开来的底蕴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翻版，更不是所谓通过“一带一路”恢复历史上的“朝贡关系”，而是一次伟大的超越，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古代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由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所汇聚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是人类文明进步繁荣的精神内核。古代丝绸之路昭示了不同文明之间彼此交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揭示了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动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规律。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要义的伟大丝路精神，源于古代丝绸之路历史上的辉煌与磨难，彰显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宏大目标，必须在中国和沿线各国人民中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从而给“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营造和谐融洽的人文环境，使“一带一路”成为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奏响了道路相通、贸易流通、文化互通的历史序曲，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加速了人类发展进程。“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过程中，必将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选择。如同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创造的一样，“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不是中国的独享地带。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遵循平等、追求互利，让沿线国家和人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更加紧密、更加高效的联系，与沿线国家形成持续稳定、相向而行、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长期目标，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与沿线国家一道久久为功，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尽管古代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所凝练的价值理念为共同绘制好“一带一路”建设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厚植了根基、提供了源泉、注入了动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参与，也需要从古代丝绸之路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更加牢固、步伐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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