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改革史教学中的“大智慧”教育
发布者：cj_chmy 发布时间：2019-09-10 06:51:14 点击数:
点亮改革史教学中的“大智慧”教育
中学历史教学的主要任务和核心功能是在一定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的观念，以便将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既要站在现代人的高度来理解历史、剖析历史和诠释历史；也要善于用历史的观点来窥视现代，理解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与发展。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不但有利于拓展学生历史思维、汲取历史智慧；而且对学生学会用全面、辨证、客观、发展的历史眼光来理解当前改革开放的复杂纷繁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中国当前改革的现实情况和改革史教学中的丰富内涵已无时无刻不在强烈要求我们，要尽早尽快挖掘改革史中的“大智慧”教育，把学生打造成一支推动未来改革的“精锐之师”和“智慧之师”，进一步激发他们积极参与改革的“草根智慧”。要让他们不但具有改革的“大勇气”和“大决心”，还要具有改革的“大智慧”，而不是改革路上的“莽张飞”，为他们将来成为具有大智慧的改革者或睿智的支持者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现实倒逼课堂：改革史中的“大智慧”教育已刻不容缓
今后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中国改革都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利益关系的掣肘、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行政权力与垄断利益的结合等现象，都可能使改革导向不明和行动不力，其深刻性和复杂性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现在的学生——未来改革承载者面前，任何一个改革环节或细节的失误都有可能断送整个改革。因此，现实正在倒逼课堂，未来更在召唤课堂：进一步挖掘高中历史选修课九大改革中的大智慧教育已刻不容缓。
第一，中国改革已进入了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攻坚阶段。历史学家余英时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转石效应”：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浪潮就会冲击到法律和政治领域。现今的中国改革也进入了这种“转石效应”和“挖硬土”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就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三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要求，就是要求我们的改革开放不但要有一种始终坚持不动摇的大信念和大决心，还要有一种不懈怠的大精神和大勇气；更需要我们要有一种时刻透射出大智慧的不折腾，并且要善于把这种大智慧贯穿于改革的过程始终，让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预料或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控制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范围内。既要把改革力度、改革速度、社会可承受程度三者和谐统一起来，不超出社会和民众可承受程度；又要具有纵横捭阖的大智慧。这种改革大智慧主要体现在（马晓河观点）：一是超越自身所在的集团利益，为民族复兴、国家强大，可以自我牺牲的一种精神。二是具有远见卓识，从历史和全球化的视角，观察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制定政策，考虑民族、国家利益和方向。三是具有驾驭国家走向的能力，善于配置人力资本、分共资源，有强大的号召力。四是能从日常生活的现象中敏锐发现新趋势，从单一问题中看透问题实质，调集社会资源将历史往前推进。
第二，中国正在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著名学者马晓河认为：随着中国逐步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
一是人口结构将以农村为主转为以城镇为主；走向城市的二代农民工不会再像他们父辈们一样无条件接受较差的工作福利条件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他们年轻、有知识、有见识，容易集聚，有较强维权意识，这使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更加突出和更加集中；由于他们长期流动在城市，这种矛盾的尖锐与对立往往会发生在他们所流落的城市，而变得集中和近距离即“滞后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将会拉近、积累和激化城乡矛盾，使得城乡居民两个群体在不平等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上，由过去在两个空间中远距离分裂变成同一空间中近距离对立，这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二是社会阶层结构将从“哑铃型”转向“橄榄型”，中等收入群体将在人群中占大多数；中等收入群体（或称中产阶级）正在以势不可挡的速度递增，不日即可成为支撑社会的主体或中国未来最大的阶层；他们有理想、有知识、有财产、有理性，对社会的需求，既要求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又要求社会公正、平等、透明，而且有着强烈的维权意识，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
三是经济结构由“生产型社会”正在走向“消费型社会”。未来改革者只有在改变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形成消费主导的格局，寻求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才能实现改革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四是（吴敬琏观点）权贵资本主义正在以各种形式危害和阻挠改革，巨大的‘寻租’利益，培育了一个人多势众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利用权力不但进行‘寻租’，而且进行‘设租’活动，构成了腐败泛滥的恶性循环，成为是一步推进改革的主要阻挠者。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前期改革中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不愿继续前行，去努力建立规范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使群众信假为真。
五是旧路线、旧体制的“老禁卫军们”利用群众的不满，并在某些传媒的配合下，把群众引导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
第三，开放式的改革已然来临。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可以搞蒙头做好自己的事情，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整个社会的越来越开放，中国已与国际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关门改革已成昨日黄花。经济全球化已十分强烈要求我们今后的每一项改革都必须具有国际视野，都不可避免地与国际社会休戚与共，改革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也一定要受到其制约，不能与国际惯例相背离。因此，改革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甚至于改革的风险已叠加到了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崩盘的地步，未来改革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必是如履薄冰。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培养未来的改革者既要具有善于改革的大智慧；也要注意培养他们的国际意识和开放意识，教育他们要做一名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改革者。
第四，我们的教育对象已不同往日。现在，我们的教育对象已是上个世纪的90后，再过几年就是本世纪的00后了，他们出生和成长于改革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年代，既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改革负面影响的直接感受者。改革史中“改革重要性的认识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多元化的需求。“要不要改革”已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改革怎么深入下去？”、“改革史要重点学习哪些改革策略、改革方法和改革技巧？”等，成为他们共同追逐的热点和新要求。因此，在改革史教学中，我们对改革人物价值观的挖掘，不能仅仅停留在其个人价值和改革重要性这个层面，更要强调改革人物推行改革的时机、技巧、方法等“大智慧”教育上。要让学生通过对改革史中“大智慧”的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改革传统与改革技巧方法，弘扬改革精神，为将来做一个大智慧的改革者做好充分准备。
二、寻找缺席的声音：改革史教学中，我们还有多少话应该说
当前改革现实和教育对象的变化要求我们要重新认识改革史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一步挖掘和寻找被我们遗忘很久的声音。改革史，让我们还有好多话应该在课堂上说。
1、中庸式的改革值得大力倡导
梭伦改革堪称九大改革中的经典之作，是一次最具国际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改革，可以作为后世改革学习的一个范本，改革者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崇高的威望、与时俱进的改革内容、睿智的中庸策略，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他在改革中运用中庸原则协调平民与贵族矛盾，既改善了平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又保护了贵族的一些政治特权。可以说这是一次最为稳妥的渐进式的改革，他一边强力推行改革政策和措施，一边又极力让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在稳定中改革与发展。社会为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可以说降到了最低程度，我们应该加大对梭伦改革的研究和运用，让咱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能像梭伦改革一样在中庸原则下稳步前行。
教材和资料上都认为：“中庸的原则使得改革不彻底，财产等级制度限制了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民主仅是奴隶国家内部少数公民的民主，妇女、外邦人、奴隶没有公民权”。对于上述评价，我们不敢敬同，什么叫不彻底（或称局限性）？它的标准是什么？任何一件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只要完成了当时历史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就可以是完美结局，我们后人不能以现代人的要求或思维及价值观去苛求于他们。梭伦改革历史使命即是打破奴隶主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格局，为工商业奴隶主参政创造机会和条件，为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奠定基础。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就没有什么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为了机械套用“一分为二”而去玩弄历史，或者苛求于古人；更不能给历史使命强加现代意识和现代任务。
中庸式的改革是最值得提倡的改革方式，是社会成本最少也是最稳妥的改革方式，它对当时乃至后世所产生的价值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不能人为地设置一些让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不可能达到的历史局限性来挑刺一个好的改革手段与方式，这种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做法，是我们在学习历史中必须要克服的。以财产的多少分享政治权力的规定主要是为了满足新兴工商业奴隶主贵族的政治要求，这就是梭伦改革应该要完成的任务和历史责任。至于要不要给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则不是梭伦改革的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做了，我们要肯定，他没有做，我们也不能去批评他，或说他有局限性。我们不能硬性要求他去完成一个不是他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即使给了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也是等同于没有。因为在真正的民主体制下，平民由于个人条件的限制和其它多方面的原因，如果不是上级领导领导硬性规定或钦定的话，平民能真正通过激烈的竞选进入政权高级管理层的几乎没有先例。一个政权高级管理人可以是平民出身，但他本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一定不能平民化，只有当他成为不平凡的人时，他才有机会去竞选国家高级管理机会。即便是现代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体制，虽然给了平民机会，但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平民进入了国家高级管理层，一个连现代民主都不能做到的东西，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两千多年前的梭伦做到呢？梭伦改革后伯利克里的改革取消了高级官职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让平民有机会并通过轮番而治和抽签的方式实现了参与国家高级管理。但它所造成的一些结果却让我们大跌眼镜，多数人暴政也由此出现，在一个号称最民主和思想最自由的国度里却发生了以思想罪处死了一个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悲剧。所以，我们不能把是否满足平民参与国家高级管理的要求来评判改革的是否具有局限性。
百日维新有“大勇气”和“大决心”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也比较理想，但在推行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上却缺乏迂回取直的“中庸大智慧”。没有先在农村或经济领域进行改革，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健全而且强大的改革“井冈山根据地”。因此，也无法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犯了全面铺开、急于求成的错误，欲速则不达。百日维新的“中庸大智慧”是：利用国内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国际政治结构的新变化，化危为机，自上而下、以易带难、内外联动、重点突破。具体表现在：一是百日维新是发生在一个被迫开放的国家，虽然贫穷落后，受人欺凌。但旧中国的每一次政治活动都会与国际社会或帝国主义国家高度关联，每一项改革都会受到它的制约和压力。这种压力和制约虽然不利于改革，只要运用得当，也可以把它们巧妙地化为改革的推动力，当然，这就需要维新派的大智慧。二是百日维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基础或社会主体来支撑改革，正在形成和壮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理想、有知识、有财产、有理性，有着强烈的维权意识和社会公正、平等、透明意识。但他们人数少、还不是社会的主体，更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阶层，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持久而且始终坚硬地支持改革，无法让改革变成一股十分强大的社会洪流和迫切要求。弱小者推行改革则更要注意改革的策略、方法和技巧等改革的“中庸大智慧”，更应该去借力使力或四两拨千金。非常遗憾的是百日维新派对自己改革力量的大小和构成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只知一味地往前冲，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三是光绪和康梁他们应该像梭伦一样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懂得笼络人心，不四面出击，想方设法争取更多的上层官僚支持，特别是慈禧的支持。对不赞成他意见的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妥善处置甚至暂时保护既得利益者。做到了以上几点，维新变法的历史或许就会改写。
2、改革者要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既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也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生命，这是对改革负责任的表现
一位历史教育专家在论述历史教育三维目标的第一个层次时认为：历史教育应“以人为本，善待生命”。他说：“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努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的确如此，历史教育核心价值观是通过历史告诉学生如何好好地活下去，绝不是去动员他们如何从历史中“寻死”。我们的历史教育，特别是改革史的教育更应该想方设法告诉学生：改革势在必行，不可阻挡，但推行改革不一定要流血牺牲，更不能动不动就拿自己的生命或别人的生命去强行推动改革，这是改革的莽夫。因此，我们不能把漠视生命的改革莽夫歌颂为“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具有崇高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摘自《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解读》一书）”。改革要有不怕流血牺牲和将生命置之度外的态度，但一定要避免真正的流血牺牲或献出宝贵的生命。特别是在大力彰显生命理性的今天，改革要尽量避免“你死我活”局面的出现。改革者同样要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既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也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对改革负责任的表现。
法家是中国历代改革的理论渊源和指导思想，但法家推行改革的方法和手段却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在改革的速度上犯“左倾”错误，急躁冒进。喜欢一步到位，像孙中山一样毕其功于一役，缺乏水滴石穿和井冈山长期斗争精神。二是改革手段以严峻著称，不尊重他人生命，动辄采用过激的流血手段，用血腥手段镇压反对改革的人，据史实记载，商鞅一天就曾有处死过反对变法七百多人的记录，人为地激化了改革中的矛盾与斗争，使改革与反对改革的斗争更加地你死我活化。三是为了改革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和牺牲式的改革精神不值得提倡，同归于尽很容易把大家都拖上了一条不归路，从改革的长远目标来看，这种不珍惜自己生命，不善于保护自己生命的改革者严格说来是对改革的不负责任。商鞅的残忍、王安石的“三不”精神和商鞅的车裂之死，让我们在悲愤之余不得不思考改革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改革者不仅要长于推进改革，而且还要善于保护自己的小命，珍爱上天给予每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改革需要义无反顾，但也不需要献身，生命诚可贵，国家价更高，若为改革故，两者不可抛。有效保护好自己的小命是推动改革继续前进的最佳动力之一，也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商鞅之死，在我们看来只是一种悲而不壮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其一，改革方式可以学习学习梭伦改革的中庸式方法，完全可以不用激进式。激进式的改革容易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很容易造成在弯道或转轨时由于车速太快而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其二，是变法者本人不能为达到改革的目的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甚至是极端的方式。有时候要机智地妥协和让步，或适当补偿；走渐进式的道路，过程不能快过当时人们心理承受的极限，从容易处入手（如同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一样），逐步深化。其三，改革一定要触及雷区，但不一定要流血，不一定要以炸死或炸伤为代价。关键是我们要找一条绕行雷区的改革之路，既能有效推行改革措施，又能平缓各种矛盾，让改革者生命无忧。如果当年商鞅变法能先从重农抑商、除井田制等有利于生产的改革入手（即也从农村起步）、给有军功的人以奖励，以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来对待贵族这个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时间的流逝来逐步取消他们的特权。倘若如此，商鞅也许就不会那么快就壮烈了。正如许耀桐先生所言，我们“必须有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我们不能把自己逼入绝境、逼上悬崖。当然，绝地反攻也是可能的，也有成功的例子；但另一种可能是一不小心跌下悬崖，粉身碎骨”。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就是一条没有流血牺牲或你死我活的温和式的和渐进式的改革，无论是改革者还是反对派，都没有因为改革或反对改革而被“光荣”了。因此，改革史中提倡“不怕死”的生命观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画上休止符。虽然改革人物大义凛然，勇敢面对死亡，精神确实值得肯定；但他们只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行为，与我们这个以彰显生命理性为主旨的新时代要求已不相适应，它在时间空间上存在与传承的必要性正在逐渐磨销。无可否定，改革史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从小树立正确而健康的生命观，彰显生命理性，体认生命意义，关怀生命，珍惜生命。要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充分感悟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达成与他人和谐共存的完美境界。因为改革人物的献身行为尽管有着积极意义，但很可能会对未成年学生产生上一些诱导作用或心理暗示作用，抑或是生命观的错位，容易养成脆弱的生命观，使原本应该呵护的生命过早地“置之度外”，甚至夭折。
3、改革者要善于用“太极”手法，化改革阻力于无形中。
北魏孝文帝在推行改革的策略上是非常成功的，他没有像后来王安石变法一样，不顾一切社会条件和人事条件去强制推行。而是大玩技巧和曲径通幽，迂回取直，在摆脱改革反对派的的围追堵截上来了个毛泽东一样的四渡赤水，非常巧妙地让反对派乖乖就范、别无选择地朝着改革预定的目标前进。当时孝文帝深知，要想北魏强大，就必须全盘汉化，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就必须把首都迁到汉文化的中心地带之一的洛阳，否则改革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直接提出迁都要求必然会遭到保守派前所未有的强硬阻挠，于是，孝文帝运用了“二难”原理（如同我抽烟时可以祈祷吗？牧师只能是一种回答可以，而不能说祈祷时可以抽烟吗？），设置了一个在保守派看来比迁都更为可怕更为严重的事情，并要求他们举家跟随孝文帝南征。时逢秋雨和冰冻灾害，一路上是疲乏困冻，前秦淝水之败言犹在耳，战争无异于让他们全家去送死，于是他们在途中再三阻谏孝文帝南征。孝文帝一看火候差不多了，就假惺惺地说，不南征？我们又不可能再回老家，我们就近安置，在洛阳安定下来吧！一条妙计让孝文帝顺利完成了迁都的艰巨任务。
孝文帝迁都一事有四点值得我们学生学习：一是预先估计到了做成这件事的难度，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二是当我们做事遇到巨大阻力时，特别要注意做事的策略，迂回取值，走弓背路线，注意时间和策略上的绝妙配合。三是设置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死胡同，并假力强制推行，让反对派去尽情反对，巧妙释放他们的反对情绪，转移他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在反对假想敌中耗个身心疲倦，最后让他们自己在两害相刑取其轻，走上改革者预先设定好的道路。四是利用“百步大王”这一人性的弱点，让反对派离开他们的根据地，通过外出参观学习和出国考察定居等方式把他们置于一个全新的环境，逐步消融反对的声音。
4、改革要善于建立最强大的“统一战线”
改革要善于团结一切有利于改革因素，调动一切有利改革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争取大部分人对改革的支持，非常策略地扫除改革道路上的障碍，让改革来个众星捧月、轻装上阵。我们在历史上发现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大多数文学家诗人都很难成为政治家和改革家，这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伟大的文学作品只需要一个人成天坐在那里想得美就可以生产出来，不需要与人合作，久而久之，写作能耐不断见长，而与人相处合作的能力却在日渐萎缩。耀眼的文学才华与政治才能的匮乏纠合有一起，陶渊明李白杜甫王安石等几乎无一例外，他们调动文字的能力很强，丰富想象、夸张比喻让他们在文字游戏中非常自如和十分了得。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却显得非常稚嫩，以致于有些无所适从。让王安石辉耀在历史天空上的是他的文学才华与唐宋八大家的名号，而饱受争议的是他的改革，虽然列宁称他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让后人特别是当代对他的评价加了不少分。但历史地看待他，他绝不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充其量可以称为一个改革战场上的鲁莽张飞。欧阳修，范仲淹，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都是主张改革，只是改革的主张与王安石有些不同，这不但没有让王安石把他们“求同存异”同进一个战壕，反而被王安石推向反对派一方，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客观上壮大了反对派力量；另外“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变法派内部的王安石与吕惠卿之争，本是如何进行变法和一些变法细节之争，却被王安石放大成为了“你死我活”敌多矛盾而作殊死搏斗。因此，王安石不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构建一个改革统一战线，使改革一启动就处于朝野相互攻讦的境地中；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不谋求大多数人支持，一意孤行，最后只能在一片反对声中走向失败。
改革虽然来自统治集团中的先进人物， 但先进人物必须让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在维系一种改革均衡势态的同时，动员他们都要放弃自己的一定利益要求，只有形成一种相互让度的“统一战线”，才能形成一种改革共识和改革氛围，改革才可能走向有成功。
5、改革者要善于宽容和妥协
宽容和妥协是改革家们不可缺少的政治智慧。它虽然不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却是改革不可缺少的主要手段，如同中医“君、臣、佐、使”辨证施治中的“佐使”二者，是改革“药效”正确发挥和持久发挥的导航者，是对症治疗的引路人。其实，宽容和妥协是历史上成功改革者的“常用药方”，改革过程中所使用的暴力和流血等极端手段说到底都只能是非常历史时期的特殊措施，这种“手术式”的微观疗法，其疗效快速而短暂，改革往往对此要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历史的暂时倒退，大批生灵涂炭，无数财产被毁，发展社会经济的劳动力成为了失去理性的相互撕杀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只能是改革家手中的“慎用药方”，千万不能滥用。商鞅变法、唐中期二王八司马改革、北宋范仲淹欧阳修改革、王安石变法、法国共和制的确立过程等都是一个不懂得宽容与妥协和滥用“慎用药方”的典型。
特别是法国，过度过多的起义与流血不但没有给法国带来宪政，反而带来了长达86年政治体制的混乱。法国人从来就不缺少浪漫和感性，太多的理想主义让巴黎成为了爱情泛滥区，这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的缺失和政治智慧上的“弱智”，让他们在1789至1875年间不断疯狂，不择手段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国家，动不动就是血腥和暴力，不断制造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剧。不能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善于在冲突的价值观念之间磨合、协商和妥协。
好在历史的发展还是以喜剧结尾，法国共和制的确立最终还是以妥协和宽容的方式确定了共和政体。即1875年前后，法国的主流政治家汲取大革命尤其1871年巴黎公社的教训，将政治斗争局限于选举和议会。尽管这一期间各党派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想都有巨大的分歧，但他们没有像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那样去直接诉诸街头民众，或不惜以暴力毁灭民主的基本体制如议会；执政的领导人也没有像两代拿破仑那样通过军事政变去获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也是法国人贡献给整个世界最宝贵的财富。
其实，人类的改革充满了竞争和妥协的智慧，利益冲突的双方或各方都应该以社会共同体为重 ,以相互宽容为怀，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通过彼此间利益的让渡来解决或暂时解决政治冲突，这种和平调节方式既是民主政治的“催化剂”，也是民主社会的“减震器”。它能有效避免最坏博弈结果的出现，以宽容和妥协的方式来创造和谐社会秩序和保障改革发展的平稳。当我们把改革史中的宽容和妥协理念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作重点描述时，我相信会对学生形成“乐观的生活态度、求实的科学态度、宽容的人生态度”产生巨大影响。会让学生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改革开放的世界意识。
6、改革成果是公共资源，应由普罗大众共同分享，绝不能挪作他用
改革是在全社会广大民众推动下而发生的，杰出改革家就在于善于发现、捕捉和推动改革的出现及进程。因此，改革所产生的巨大成果是全社会的，绝不是改革者个人或某一特殊集团专有的，改革者不能随意或任意违背民众意志去处理改革成果。阿里改革的本身是非常成功的，教材上所列举的阿里的五大意义就是最好的证明：“一，结束了埃及长期的混乱状态，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这说明阿里执政时期埃及曾独立自主地行使国家主权；二，推进了近代化进程，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农业、商业，建立了近代工厂，推动了历史进程；三，促进了文化繁荣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带来国力的壮大，使之成为维护独立主权的坚强后盾；四，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推迟了欧洲列强侵占埃及的进程；五，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客观上促进了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埃及历史的进步。”阿里改革本身没有错，改革的成果也非常显著；但在分享改革成果上，阿里却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改革最应该让全社会各阶层或各阶级都能来分享改革成果，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而阿里却把改革所值得的成果大部用于对外战争，余下的一点成果又给贵族集团所独霸独占，广大老百姓不但没有享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反而备受对外战争和阿里暴政的折磨。
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改革及其成果永远是社会公共资源，应由全社会共享共有。改革的历史趋势是全社会各层人民共同造就的，杰出改革者的作用是他们能及时发现和把握这种机会，他们所推行改革是一种政府行为，即公务行为。改革所产生的成果就不是那一个人或那一个集团的私有制财产，而是全社会所共有的公共资源。因此，任何改革者都没有权力对改革成果去进行违背广大人民意愿的处理，他只能按整个社会的意志与要求去合法处置和分享这些成果。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阿里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却在改革成果的处理上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不但使改革成果消蚀无几，自己也背上了“暴政”名声。这也是阿里改革留给历史的借鉴与教训。
中国1978起动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在初期就获得巨大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改革不但是自下而上、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更重要的是改革发肇于基层，首先让工人、农民获得了利益，充分分享了改革成果。当前，中国的改革正在从生产领域进入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领域进入到社会领域，从一般部门进入到垄断部门和公共权力部门。特别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改革的受益群体正在大幅度从农民、工人群体迈向精英群体，人民群众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会越来越少。埃及阿里改革的教训在永远提醒着我们始终应该坚持：无论改革进行到哪一个阶段，让广大老百姓及时分享改革成果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尤其是在人民群众素质提高、信息化和市场化进一步普及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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