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转型，国人只能卖苦力
发布者：cj_drm 发布时间：2016-11-09 10:44:28 点击数:
教育不转型，国人只能卖苦力
作者：陈志武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广泛、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一直关注国内的教育，加上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了解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状况。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才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离开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混得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可悲。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一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接触，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中国的公司，不管是广东的，还是其它省份的，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很难通过品牌赚更多钱，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即使制造一些机器和电脑，技术含量也不高，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古代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说，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而言是合适的。
可是，现在的社会与古代很不样，教学与考试内容也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需要大学培养很多的工程师。与中国国情不同，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也不同，它侧重通识教育，旨在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了通识教育。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了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在培养专家，让他们因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太深而忽视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我们的历史系教授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课程持续一年，是一种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为考试死记硬背，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教育：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在作业上，最后他们将变成人还是变成机器？”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其实大可放心。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和一般的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的历史，明年重点了解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内容会慢慢地加深，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或做市场营销，或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当然，以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因此说，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张。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张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地是鼓励每个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奖状。这跟中国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星期、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结论更具敌意和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项目。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在我女儿她们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那时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作出解释:如果当初的假设被证实不成立，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是多方面的训练，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有益。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作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要上网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此外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做向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世界工厂”。
（摘自2008年9月21日南方网插图：董苇）
责编：叶万军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一直关注国内的教育，加上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了解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状况。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才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离开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混得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可悲。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一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接触，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中国的公司，不管是广东的，还是其它省份的，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很难通过品牌赚更多钱，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即使制造一些机器和电脑，技术含量也不高，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古代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说，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而言是合适的。
可是，现在的社会与古代很不样，教学与考试内容也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需要大学培养很多的工程师。与中国国情不同，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也不同，它侧重通识教育，旨在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了通识教育。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了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在培养专家，让他们因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太深而忽视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我们的历史系教授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课程持续一年，是一种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为考试死记硬背，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教育：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在作业上，最后他们将变成人还是变成机器？”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其实大可放心。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和一般的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的历史，明年重点了解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内容会慢慢地加深，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或做市场营销，或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当然，以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因此说，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张。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张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地是鼓励每个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奖状。这跟中国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星期、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结论更具敌意和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项目。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在我女儿她们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那时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作出解释:如果当初的假设被证实不成立，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是多方面的训练，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有益。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作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要上网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此外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做向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世界工厂”。
（摘自2008年9月21日南方网插图：董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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