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文化走出去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广为人知。他认为在冷战之后，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将告别意识形态对抗，而以文明冲突的形式展开，其中，中国文明可能将对目前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构成严峻挑战。

      对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观点，中国人并不陌生。只不过，从“开眼看世界”到“西学东渐”，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背后并非文明交流与交往中的“玫瑰带刺”，却恰恰是与军事扩张、霸权崛起和资源掠夺如影随形而来的“枪炮带血”。

      军事侵略与文化冲击，让近代中国人的内心经历了一场炼狱。我们看陈寅恪1927年纪念王国维的长诗序，王为什么自杀?因为他在其所寄命的中国文化衰落之际，太感痛苦，只能自杀“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那么，中国文化何以衰落?陈寅恪说，由于所依托的有形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在外族侵迫下，已到“劫尽变穷”地步，文化可说是无所凭奇，只能面对“销沉沦丧”的命运。

      不难理解，在那种当口，中国知识界有“新文化运动”的冲动。鲁迅有个说法叫“拿来主义”，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改造中国文化。这种主张，迄今仍有积极意义。但是后世一些不肖子孙把“拿来”讲成了“投奔”，完全不要中华民族主体性，“人穷志短”得太过分了，亨廷顿分析文明冲突，他们主张文明投降，黄色文明要不得，准备一泻千里奔流到蓝色文明，更极端的则怨恨殖民帝国心慈手软水平低，真的还想让他们“殖民三百年”。当然，这些也是老黄历了，现在持此观点的中国人纵有，也微乎其微。说到底，世易时移，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变了，中国人的底气足了。

      如今说“中国文化走出去”，是点水到渠成的。通过新中国60多年的奋斗、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尤其近10年来的努力，中国国家能力不容置疑。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在需要保家卫国的时候敢于亮剑、能够亮剑；经济高速增长，总量排到世界第二；政局稳定，民主法治在改革中不断推进，几次大事难事考验了中央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主张，在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中国的演出团体走遍全球，那都不是当年梅兰芳跑美国演几场京剧能比的，说到底还是国力问题。国家能力提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根子上的底气。

      世情国情的变化，反过来促使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

      翻一翻家底，发现原来传统中的好东西如此丰饶如此渊深，原来近代以来创业史里前辈们的精神世界如此丰富如此强大，原来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如此谦虚如此包容，而这些都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文化自觉。

      对已经接触、对话、学习了上百年的西方文化，不再仰视，而是平视，视角变得平等，心态变得平和，不仅心平气和地“拿进来”，而且精神抖擞地“走出去”，这就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自信是文化走出去在骨子里的底气。

      和“文明冲突论”在后冷战时代“找敌人”的潜台词不同，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传递希望，希望世界了解中国，希望不同文化之间的人能够交朋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郑和的宝船到今天的孔子学院，中国人都试图和世界分享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