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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一定是要改造的，但是我们去改造非脚踏实地从事不可。若是不然，恐怕我们改造社会不了，倒被恶社会支配。那么，这改造社会这件事，至少也要迟下去数十年，我们就是罪人了！”

连绵不断的隧道、飘在山巅的高架桥……通往贵州省荔波县的高速公路一路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车行越久，长江日报记者越是心生敬意：百余年前，16岁的邓恩铭就是靠着双腿，从这样的高山峻岭间走出乡关，走向理想，一生再未回到故乡。

水族少年远走山东求学，成中共一大唯一中学生代表

距荔波县城30分钟的水浦是一个普通水族村寨，半山腰的旧木板房与山脚下的民宿勾勒出安逸的水族风情。一条古驿道从寨子里蜿蜒而过，道路之窄，仅够一人行走。

邓恩铭1901年出生在这里，1917年又从这里远走他乡。

邓恩铭自幼聪颖，深得祖父母喜爱，被唤作“老乖”。4岁时，他随父母搬到荔波县城，在城门边的古榕树下度过童年。父母开药铺、磨豆腐，邓恩铭入私塾、读高小，跟祖母学唱民歌。

贵州的高山没能隔绝地方军阀的压迫，也挡不住民主共和的风潮。受到留日归来的老师高煌影响，邓恩铭接受了先进思想，他走上街头，一把火烧掉自己用过的日货。

1917年，邓恩铭离家远赴山东，投奔在那里当官的堂叔黄泽沛。不通公路，邓恩铭只能步行到600多公里外的广西梧州，转内河小轮经广州到香港，再换乘海轮一路北上，直抵山东青州县城。

离乡之际，他吟诗作别：“君问归期未有期，回首乡关甚依依。春雷一声震天地，捷报频传是归期。”

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后，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邓恩铭找到了立身之处。在齐鲁书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主编《灾民号》周刊，他从书斋走向社会，呼吁“以工代赈”，号召灾民“要有彻底的觉悟”。不到20岁的他，虽羞怯于“我是一个中学生，知识有限得很，眼光窄狭、理想简单，没什么好法子替苦同胞们打算”，仍用文字大声疾呼：“中国的社会一定是要改造的，但是我们去改造非脚踏实地从事不可。若是不然，恐怕我们改造社会不了，倒被恶社会支配。那么，这改造社会这件事，至少也要迟下去数十年，我们就是罪人了！”

1921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邓恩铭成为其中一员。1921年7月，20岁出头的邓恩铭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所有代表中，他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也是唯一的中学生。十余年后，陈潭秋这样描述山东两位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

“县官公子”花钱极多却穿破衣，“以后你会明白大哥所走的道路”

在山东，邓恩铭是“县官公子”。堂叔黄泽沛辗转各处当官，对邓恩铭寄予厚望，曾花400元为他买《四库全书》。家里吃穿不愁，堂弟媳滕尧珍却发现 “邓恩铭大哥在生活上很俭朴，但全家数他一个人花的钱最多”。

邓恩铭常常一件衣服穿破了也不换，家人帮他换上崭新的长袍马褂，回来时却成了一身破旧不堪、满是油污的短小工作服。邓恩铭总从家中拿钱，被问起时都回答说是买书。

滕尧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家中曾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信封上没有地址，信纸上也全是空白。丈夫黄幼云拿过白纸，泡在邓恩铭房间里的一盆水里，纸上立刻显出密密麻麻的字来。黄幼云看信后说：“快去准备100块钱，用布包好，我给大哥送去，他急用。”

投身革命后，邓恩铭先后担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在山东发展党员、团员，开办工人夜校，发动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经费成了工作中的一大难题，邓恩铭写信向组织汇报工作情况时，末尾常会附上一句“我经济极窘，款速汇来！”“我在胶澳仅有饭吃，一切费用均须自筹，困难已极！”而他所求其实甚少，“能每月多加五元，则进行上必大有补益”。

荔波县邓恩铭故居陈列馆中陈列着几封家书，或爽利或仓促的字迹中透着始终如一的信念。他提醒父亲“千万别和这贪官共事，至要，至要！”为劝他回乡结婚，父母准备终止经济援助，他坚定回复：“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固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1925年，荔波遭遇旱灾，家里揭不开锅，他忍痛写道：“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些穷苦，实在是罪过！”

后来，滕尧珍在邓恩铭房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万岁！”“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人工资！”的标语，才明白大哥的新衣服和钱都去了哪里，敬佩又担心。邓恩铭哈哈大笑：“不要担心，你大哥干的事业是正义的，全中国有很多的人跟我们站在一起，还怕反动派那几条枪吗？”“以后你会明白大哥所走的道路的。”

三次被捕两次越狱，“我没有罪，不要为我难过”

1925年5月4日，青岛日商纱厂第一次罢工进行到第16天，正是轰轰烈烈之时，邓恩铭因“鼓动工潮首领”之名被逮捕。好在年轻的邓恩铭早有斗争的智慧，他在运动中常借“县官公子”的身份，化名黄伯云，在家中也常嘱咐：“如果有人来找邓恩铭，就说不认识这个人，说我们家姓黄不姓邓。”

第一次被捕7天后，邓恩铭被驱逐出青岛，并被勒令不得返回青岛。但革命者岂会就此却步？5月29日，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发生。30日，上海又发生五卅惨案。邓恩铭秘密返回青岛，组织领导五卅反帝运动。在代工人所写的《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泣告书》中，邓恩铭字字泣血地述说工人所受的压迫，呼喊道：“国人对之，惟有卧薪尝胆，一息尚存，亦必誓死反抗之。”

然而，不到半年时间，11月7日，邓恩铭再次被捕入狱。严刑拷打、结核旧疾一同袭来，他被折磨得身体瘦弱、脸色惨白。父亲邓国琮得知消息后，不远千里从荔波赶赴山东。

经家人和组织营救，邓恩铭得以保外就医。老父亲苦苦相劝：“病好后少出去乱跑，不要再弄出不幸的事来，叫全家担惊受怕。”病情稍好后，邓恩铭还是瞒着家人，悄悄离开了黄公馆。

邓恩铭舍弃前程、舍弃家财、舍弃孝道，一心只为革命，可革命的队伍中竟有蛀虫。1927至1928年，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复元伙同王用章贪污党的活动经费数千元，受到邓恩铭严肃批评，并被开除出党。警觉的邓恩铭随即通知与王复元熟悉的党内同志离开济南，却依然没能阻止叛徒的叛变与出卖。1929年初，邓恩铭与多名同志一起被捕。这是他第三次入狱。面对酷刑和利诱，他绝食、越狱进行反抗，一次失败后，就总结经验再来一次。

在邓恩铭故居陈列馆里，一份1929年7月25日的《民国日报》记录了这段历史：“21日，放风之际，甫开看守所之门，有共犯五六人，乘着守人不备，暗取石灰，猛向三看守人眼部撒去，即将其枪支夺去，并用刺刀扎伤二人。该所所长朱子厚竭力阻拦，亦被其刺伤。法院门警恐其逃逸，将院门铁栏槛关闭，该犯等均纷爬铁栏。”不幸的是，因受伤体弱，邓恩铭等人逃出后又被抓回。

滕尧珍前往探监，只见大哥全身戴着脚镣手铐，脸上印着皮鞭抽打的深深伤痕，但他仍很有精神：“尧珍，不要难过，你回去向家里人讲，不要为我难过，我没有罪的，不久就会出来。”

这一次，他的乐观没能带来好消息。

1931年4月5日凌晨6时，邓恩铭等22名同志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刚满30岁的邓恩铭，遗作仍慷慨激昂：“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90年后的4月，古榕树下，荔波县第二小学的百余名学生向邓恩铭烈士像献花。邓恩铭一生无儿无女，但有无数孩子喊他一声“邓爷爷”。他离乡后终生未归，但侄孙女邓庆梅一直在讲述他的故事：“我无法想象，您在牺牲前遭受过怎样的痛苦和折磨，但我想，您如果看到咱们家乡荔波的沧桑巨变，一定会倍感欣慰。”

烈士档案

姓名：邓恩铭，字仲尧，又名黄伯云

籍贯：贵州荔波

家庭出身：小工商业者

出生时间：1901年1月5日

出生地点：贵州省荔波县水浦寨

就读学校：山东省立第一中学

入党时职业：学生

入党时间：1921年春

入党地点：山东济南

主要著述：《改造社会的批评》《青岛劳动概况》《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之进展》

革命经历

1920年11月 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

1921年春 参与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 出席中共一大，会后在济南建立中共山东支部。

1922年1月 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3年夏 以《胶澳日报》编辑职业为掩护，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建党建团准备工作。

1925年 领导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和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罢工。

1925年6月 组织领导青岛“五卅”反帝运动。

1926年 在淄博、寿光、广饶等地开展党的工作。

1927年4月 出席中共五大。

1928年春 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28年5月 领导青岛人民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

1931年4月5日凌晨 与22名同志一起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0岁。

烈士的话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图片来源：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翻拍自邓恩铭故居陈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