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事迹（一）

发布者：cj_ysh   发布时间：2018-12-25 08:42:05   点击数:

 

“西迁人”精神

 

    62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国家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扎根古都西安，为国家建设、为西部的文教事业奉献出青春年华。
　2017年11月，15位交大西迁老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信中说：“多年来在西北的奋斗，我们形成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并在代代师生中传承弘扬。”
　2017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2018年伊始，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再次提到西迁老教授的来信：“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62年来，西迁的交大师生克服重重困难，用青春和汗水在西北建设了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交大西迁的洪流中，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筑成了“西迁精神”的丰碑……

　　“胸怀大局”的担当精神
 

　　20世纪50年代，有“东方麻省理工”之称的交通大学，从繁华的大上海迁至古城西安，在大西北的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此次迁校，不仅仅是一次空间的转移，其背后凝聚着交大人爱党报国的使命担当与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
　　“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干事创业”……回顾交通大学西迁的历程，西迁群体的爱国热情仿佛就在眼前。
　　1955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交通大学西迁是国家调整新中国工业建设、文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布局的重大举措，影响巨大、意义深远。1955年5月25日，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
　　交通大学西迁之时，彭康已步入天命之年，却以非凡的毅力和卓越的领导力，完成西迁使命。在对迁校问题发表意见时，他开宗明义：“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用，都要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考虑我们学校的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来考虑”。短短数语，道出了老校长心系国家发展，为人民办好教育的真切情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庄严承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
　　这种爱国情怀体现在广大教职员工身上也是不胜枚举，留下许多教育后世的生动故事。
　　秦岭一片白云飘，关中平原真富饶，
　　周秦汉唐是古都，工业重镇在今朝；
　　交大西迁任务重，西安建校热情高，
　　文教适应工农业，经济建设进高潮。
　　1957年9月的一个早晨，陈学俊站在西安交通大学东门远眺秦岭，写下了这首《迁校有感》。这一年，他和夫人带着4个孩子乘坐第一批载有交大教师的专列，由上海来到了西安。临行前，他将上海的两处房产交给上海市房管部门。“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38岁的他，是交大西迁中最年轻的教授。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先生，迁校时已57岁。他婉拒周恩来总理考虑他年龄比较大，夫人需卧床养病，可不必去西安的照顾，孤身一人前往西安。他的感人事迹，在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中口口相传，称颂至今。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他所在系的绝大多数教师迁来西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这样，年近花甲的钟兆琳，不辞辛劳，事必躬亲，在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上将西安交大电机系扶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并逐渐成为国内基础雄厚、规模较大、设备日臻完善的高校电机系。
　　以钟兆琳、陈大燮为代表的一批党外代表人士在西迁前后，旗帜鲜明拥护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坚决拥护学校党委的决定，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体现了崇高的家国情怀，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颂歌。
　　钟兆琳教授掷地有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支援西北每个教师都有责任。”陈大燮教授斩钉截铁：“迁校西安是政府的决定、祖国的号召，对国家工业建设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响应这一号召。”赵富鑫教授壮怀激烈：“50多岁我还算年轻，到西北有好多事可以做啊！”
　　同以上教授一样壮怀激烈的还有一批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他们视党和国家的需要高于一切，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携家带眷，来到当时还比较艰苦的西安，立志为建设祖国大西北做贡献。
　　他们以自身的艰苦奋斗，表现了与党同心同德的高尚情操，共同铸就了可歌可泣的“西迁精神”，是“胸怀大局”的精神写照，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为建设祖国西部而无私奉献的壮丽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