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华:我所提倡的教育研究方法 （三）

刘良华:我所提倡的教育研究方法 （三）

 

[摘自:刘良华新浪博客]

 

最后说第三个问题，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如何写学位论文？

 

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既可做思辨研究，也可以做实证研究。但是，最好做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内部，研究者既可以做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也可以做历史研究。但是，最好做历史研究。相比之下，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最有实证的精神和威信。但长期满足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容易使人显示出浅薄的乐观。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方法既不是调查研究，也并非实验研究，真正能够显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精神的是历史研究。甚至可以认为，历史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唯一流行的方法。

 

历史研究作为实证研究阵营中的一个主要方法，它需要遵循实证研究的价值中立的基本精神。但是，任何历史研究，总是隐含了研究者的某种价值追求。就此而言，历史研究总是既“价值中立”又“价值关涉”。历史研究总是既无立场又有立场。出色的历史研究者总是把自己的价值关怀悄悄地收藏起来，凭借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中的某个人或某个学派的思想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追求。由此也可以将历史研究的这种既“价值中立”又“价值关涉”的追求称为“借尸还魂”、“借刀杀人”。研究者之所以研究杜威的教育思想，往往因为该研究者对杜威教育思想持喜爱、肯定或赞赏的态度，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批判和攻击。

 

历史研究者所秉持的“借尸还魂”、“价值关涉”的内在追求使历史研究往往显示为“有视角的历史研究”。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方法是历史研究，那么，可以再往前迈进一步：历史研究的核心方法乃是“视角研究”或“有视角的历史研究”。好的历史不是简单地复述某个历史故事，而是从某个“视角”来重新改写某个历史故事。

 

所谓“有视角的历史研究”？比较通俗的说法是“从……看……”。

 

比如，“从布雷钦卡的分类框架看中国的《教育研究》和《哈佛教育评论》的研究方法”（这是我指导的研究生所写的学位论文）。该研究先参照布雷钦卡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确立“哲学研究”、“科学研究”、“实践研究”三个类型，然后，以这三个类型去统计和分析《教育研究》和《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该研究的假设是：中国的《教育研究》上的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显示为“哲学研究”（思辨研究）和实践研究，美国的《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科学研究”（实证研究）。

 

“从……看……”也可以转换为另外几种形式：一是“……与……的比较”。二是“……的几种类型”；三是“……的几个阶段”。

 

所谓“……与……的比较”，实际上还是“从……看……”。这样的“比较研究”乃是被比较的双方互为对方的研究视角。比如，邓晓芒的“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的比较”（相关研究可参见邓晓芒先生的原文）。比如，“列奥·施特劳斯与赫钦斯的自由教育的比较”（这是我指导的研究生所写的学位论文）。该研究首先讨论“古典的自由教育的核心精神”，然后讨论“赫钦斯对古典自由教育的改造”，最后讨论“列奥·施特劳斯对古典自由教育的恢复”。

 

所谓“……的几种类型”，就是将某个研究对象划分为几个类别，然后使各类对象之间相互比较、互为视角。比如，“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个模式”（这个主题实际上是“全球伦理的三个金规则的比较”，相关研究可参见邓晓芒先生的原文）。比如，施良方先生的《西方课程探究范式的探析》。

 

所谓“……的几个阶段”，它与“……的几个类型”是类似的思路。如果说“……的几个类型”主要显示为“空间分类”、“横向分类”，那么，“……的几个阶段”主要显示为“时间分类”、“纵向分类”，而时间分类、纵向分类的理想状态是从原点出发又返回原点。这是否定之否定的理想状态。比如，《杜威教育思想的三次转变》（这是我指导的研究生所写的学位论文）。该研究首先认定杜威教育思想的第一次转变的摆脱整体主义而赞赏“儿童中心”式的个人主义。标志性的事件是发表“从绝对主义到经验主义”。杜威教育思想的第二次转变是批判“旧个人主义”而赞赏“集体主义”，甚至赞赏苏联式的“集体主义”。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发表“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教育思想的第三次转变是批判“极权主义”而重新赞赏“个人主义”，其标志性的事件是杜威赴墨西哥主持调查了莫斯科当局对托洛茨基的指控，并发表了题为《无罪》的调查报告。

 

也就是说，中小学老师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研究，而大学的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