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阴——芬兰教育成功的“另类”道路

发布者：cj_ysh   发布时间：2010-03-16 08:49:28   点击数:

无心插柳柳成阴

——芬兰教育成功的“另类”道路

 

    进入2010年，本世纪的国际教育明星芬兰再次成为焦点。无论是英国，还是亚洲的越南、哈萨克斯坦，都发出了向芬兰学习教育的官方声音。值得玩味的是，在国际教育测评中以高分取胜的芬兰，或许是最不重视考试的国家之一。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走上了依靠标准化考试建立教学责任制的教育改革之路，但这条路芬兰却没有走。而结果是，从2000年以来，芬兰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各科的成绩，屡屡在国际教育测评中名列榜首，将英美等国抛在身后。而且，最为人称道的是，芬兰学生的成绩两级分化是最小的。

    芬兰教育成功的秘密何在？很多国家的教育专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欧洲培训基金会（the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的顶尖教育专家巴斯·萨尔博格博士撰写的《芬兰教育改革简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答案。

    曾在芬兰做过教师、教师培训者、政策制定者的萨尔博格认为，芬兰为提高学生的成绩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道路。芬兰学生的成绩领先全球是相关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包括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充足的学习机会，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与闲暇活动的自主权，家长的支持与参与，有助于学习的社会与文化氛围，等等。当然，芬兰的教育体制本身也功不可没，具体来说，萨尔博格为芬兰的教育体制总结出了五大特征。

    ●特征一：为每个人提供同等的基础教育

    所有芬兰儿童在他们年满7岁那年的8月入学，开始他们的9年义务教育，通常是小学6年，初中3年。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芬兰的小学教育为所有芬兰公民的高质量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以及终身学习的态度养成，为学生进入更高年级的学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芬兰所有的中小学教师都必须拥有硕士学位才能获得终身教职。小学教师的职前准备课程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从3年延长至了4-5年。从70年代中期开始，芬兰的教师教育的一大指导思想就是把教师视为“基于研究的职业”，着力培养教师的研究能力。

    芬兰的综合学校全部都是公立的，学校规模都比较小，每班20-30人。一所小学的学生人数通常不超过300人，班额跟国际标准持平，或低于国际标准。2008年，芬兰三分之一的综合学校的学生人数不超过50人，学生总数达到500人的仅占4%。

    正是因为芬兰的学校规模很小，师生间往往能够建立起紧密的学习共同体。课程改革让小学成为一个寓教于乐的地方，教师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来帮助孩子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很多小学因此成为学习和儿童看护中心，而非仅仅是为学生准备升学的教学机构。

    综合学校招生不分学生资质和家庭背景，其结果是学生面貌相同但需求各异。综合性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主导理念，其内涵还包括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的校餐、卫生保健、交通、学习资料和心理咨询。

    芬兰儿童比大多数国家的儿童晚1-3年上学，这意味着芬兰学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得更好。芬兰的教育政策从来不会为增加儿童的正规教育时间而使他们的童年被打折扣。

    ●特征二：训练有素的小学教师

    在芬兰社会，教师职业总是备受尊重。家长高度尊重教师的专业性。小学在课程设计、教学安排及公用经费的使用上独立性很强。教师有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方法的自主性。因此，相当一批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选择了师范专业，且竞争激烈，录取率仅为十分之一。

    芬兰小学教师必须取得硕士学位才能获得终身教职，这项规定具有若干积极的意义。首先，硕士学位让他们有更广阔的就业渠道，不会让小学教师感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仅仅限于做小学教师，事实上，拥有小学教育硕士学位的年轻毕业生在各个行业都很热门。最重要的是，硕士学位确保教师能够充分利用大学里的研究成果。很多教师和校长还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在过去的十年，拥有教育博士学位的校长和教师数量猛增。

    从国际对比来看，芬兰的教师教育以其深度和广度著称。理论和实践的平衡帮助教师掌握了多种教学方法和有效教学的科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课程改革显示，专业上能力较高的教师具有很强的动机，且很容易投入到学校的发展进程及国家和国际的项目中。他们对其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发展也非常重视。

    ●特征三：灵活的责任制

    芬兰没有跟随全球的教学责任制运动。教学责任制的假定是，让学校和教师为其业绩负起责任是提高学生成绩的关键。传统上，对学生成绩的评估是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位教师的责任。唯一的标准化、高利害性评估是高中毕业生参加的大学入学考试。在这之前，没有外部机构实施的考试强加给学校。

    教育管理的分权化和学校自主性的增强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教育行政部门和政治领袖为他们自身所作的政策决定负责。这在教育管理中形成了一种交互责任制，即学校为学生的学习负责，而教育行政部门向学校负责。灵活的责任制对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所有的学生学习评估都是基于教师本人设计的考试，而不是外部机构制定的标准化考试。易于在学生之间进行直接比较的分数不会在5年级之前出现。事实上，分数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只能使用描述性评估和反馈。教师通过考查日常课堂测验来进行学生成绩评估也是常有的事。

    为了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天生的好奇心，小学尤其是一个“考试禁区”。教师在课程计划中享有更多的自由度，他们不需要在意学年考试或检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师和学校自主权的增强，使得学校不仅能够根据他们自身的条件对教学进行最优化的调整，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也得以在国家框架下因校制宜。这在管理死板、以考试为重的教育体制下是不可能的。

    在芬兰，教学的重点在“学”，而不是帮助学生准备“应试”。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都在使用，只要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各种教学创新都受欢迎。跟那些实施严格的教学责任制的国家比起来，师生的压力感和焦虑感较不普遍。

    当然，依赖于教师和学校自身对学生学习的评估也会有缺点。事实上，教师之间，甚至同一学校的教师之间的学生评估标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学生转学时，如果学校间的评估标准差异较大，会出现一些问题。尽管如此，跟在其他国家盛行的标准化考试比起来，芬兰的家长、学生和教师更倾向于能够确保把教学重心放在真正的“学”上的更加灵活的责任制。

    ●特征四：信任的文化

    以上所述要成为可能，其条件是家长、学生和教育行政部门真正相信教师和学校。需要注意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全国推行大改革之前，芬兰的教育体制是高度集权化的，在1985年之前都还是中央集权的。学校被中央机构严格管制，教师的日常工作受到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的约束。相信教师、相信学校的转向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若干重大改革举措得以彻底实现，到了90年代早期，芬兰教育基于信任的学校文化正式形成。

    信任的文化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和政治领袖相信，教师及校长、家长和社区知道如何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教育。在芬兰，这个从官僚化集权管理到分权制的转型发生在严重经济危机、公用经费被大量削减的90年代。一种观点认为，信任文化的引入，是因为地方当局不希望中央官员作出影响他们后代和学校的削减经费的决定。幸运的是，地方智慧对困难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任文化只能建立在政府良治和零腐败的基础之上，而芬兰在“透明国际”的国际良治排名上非常靠前，公共机构普遍享有较高的公众信任和尊重。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因而成为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的自然结果。诚信与信任，在芬兰社会中通常被视为最基本的价值观。

    在90年代，邀请教师和学校参与社会发展给芬兰的教育界带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教师能够看到，体制相信学校和地方社区是课程和教学的决策之地。具有高度专业和道德资格的教师对这一责任表示欢迎。同时，学校也很快地承担起了在信任文化中引领改革的新职责。信任文化不仅带来了学校的不断改进，而且还给学校教育增添更多的多样性。至少从理论上讲，每一所学校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改革策略，有自己的使命表述、愿景、实施办法和时间表。信任文化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对推动芬兰教育不断改革、超越其他国家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特征五：分散式的领导

　　芬兰教育的成功不是全国性重大教育改革的结果，相反，芬兰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建立在根据不断变化的个体及社会需求而对学校教育进行不断调整的基础上的。从1968年以来，将教育视为公共服务的基本价值观和意识没有发生改变，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思想没有立住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芬兰政府都将教育视为为全体公民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并一直坚信，只有当国民普遍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芬兰才会在世界的经济竞争中取胜。

    可持续的教育领导使芬兰学校和教师能够集中精力改进教学。教育系统的领导越来越依据分散领导的理念，即所有参与者都分担实现预定目标的责任。不是把金钱和时间用于推行新的改革，芬兰的教师拥有根据其自身需要发展教学知识与技能的专业自由。70年代的综合学校运动之后，芬兰的教师专业发展便从集权化的教师在职培训转向满足学校和教师个体的真正需求和期望。

    在经历一波又一波改革浪潮的教育系统中，重点往往被放在外来改革方案的实施上。这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对改革的抵触，而不是改善学校的愿望。在芬兰，教育政策越来越让学校在国家课程与政策框架下自己设计自己的发展计划和实施策略。因此，分权化和地方自主性的增强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校有更大的自主权优化自己的教学方法和学习环境，还给了学校发展与改革的真正领导权和职责。

    ●分数不等于学习

    芬兰之所以没有走上倚重标准化考试的改革之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芬兰的教育政策研究者们对高利害性考试是否能够改进学生的学习一直持怀疑态度。比如，有研究者指出，高利害性考试政策的成败不应该看考试分数是否提高，而应看是否对学生的学习产生积极影响。芬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都不认为，经常性的高利害性考试及严格的责任制会对学生及他们的学习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芬兰人将考试分数跟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作了严格的区分。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芬兰教育才得以没有走偏，成为笑到最后的赢家。